上海的夏天
，梧桐叶筛下碎光，一个戴着眼镜 、穿着亚麻衬衫的意大利人举起镜头 ，对准街角的老建筑
、树荫下闲谈的人
。有影迷眼尖：“看！是朱塞佩?托纳多雷！
”

这位拍过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的导演
，今年夏天第一次来到上海，担任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。

成为导演之前 ，托纳多雷曾是一位摄影师 。69岁的他
，至今保持着透过镜头看世界的习惯，到哪儿都爱背着自己的徕卡相机
。“只要有机会 ，就想把看到的都拍下来。”接受《候场》专访时，他一坐下来
，就举起相机，为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。

托纳多雷的镜头里 ，有大光明电影院的身影
。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电影院
，几乎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，让他想起自己儿时常去的电影院。“如果将来要拍摄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 ，我想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
，将它视作‘电影的摇篮’来探索 。 ”

他讲起自己六七岁时，父亲带他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场景。黑沉沉的大厅里 ，银幕突然亮起来
，上面出现的人物，如同巨人一样
。电影放完灯亮时 ，他还在发愣：“那些巨大的人是从哪进来的？
”这个疑问像颗种子
，在他心里发了芽—— 后来他拍《天堂电影院》，拍小男孩托托扒着放映窗口看胶片 ，拍银幕上忽明忽暗的脸，都是在回应童年的疑问：“奇迹是如何发生的？”

托纳多雷的《天堂电影院》
，已经上映36年了，今年依然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最热门的影片之一。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‘谜’：为什么这部电影能留在观众心里这么久 ，尤其是中国观众？ ”他顿了顿
，说：“或许这就是电影的‘魔力’吧——我很高兴全世界各国的观众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与自己的关系 。
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结尾长达三分钟的“吻”是影史上的经典片段，感动了无数人
。托纳多雷说 ，这来自真实的故事：在他的家乡
，当年有位神父，每次放映前都要先审片 ，把“不雅 ”的吻戏胶片全剪下来
，扔在一边。后来，托纳多雷给剧本加了一笔：放映师阿尔弗雷多把那些剪掉的吻戏保存起来 ，等托托长大成人
，变成大导演后，送给了他 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是托纳多雷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
。他将镜头 ，对准了电影院中的形形色色的人：坐在第一排仰着头的男孩，在椅子上打盹儿的男人
，在黑暗中眉来眼去的男女。小时候，托纳多雷总在影院待一下午 ，同一部电影看三四遍 。看够了银幕
，就跑到前排看观众——有人打瞌睡，有人偷偷调情 ，他们的反应和电影混在一起
，交织成他的记忆
。

“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不只是观众在看电影 ，电影也在看观众。正是观众成就了一部电影的生命
，让它真正存在下去 。”托纳多雷说
。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，也塑造了他的创作观：“我意识到 ，电影是为了让人看懂而拍的。因此
，我无论讲述什么故事，都必须让尽可能广泛的观众理解 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，我从未背离过这个原则。
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，是阿尔弗雷多对托托说的：“生活和电影不一样
，生活难多了
。”托纳多雷说，一部电影总有一个剧本主导一切 ，有开头、发展 、高潮和结局
，但生活并不像剧本那样，有一个明确的结构。生活比电影更散乱
、更无序 。“但这也许就是生活之美 ，生活不需要遵循剧本的规律
，而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进行
。 ”

托纳多雷的电影中，作曲家埃尼奥?莫里康内创作的配乐 ，总能成为点睛之笔
，他们共事了30多年。剧本一出来，托纳多雷就会去找莫里康内 ，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和讨论电影配乐 。因此
，当托纳多雷开始拍摄电影时，整部电影的配乐已经完成
。在片场、在剪辑室里 ，莫里康内的音乐如同条线，把零散的镜头串联起来。

“他的音乐能触碰人的灵魂 。
”托纳多雷说
，“直到现在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—— 或许这就是他的‘魔法’
。”2023年 ，托纳多雷出版了访谈录《写一百年再停笔》
，记录两人长达5年的对谈，揭示莫里康内的创作哲学。

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 ，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
，新的时代 、新的技术正在改变着电影的模样 。但在托纳多雷看来，电影的本质始终不变
。在他看来 ，今天
，电影人面对的真正的挑战，依然是继续保持真实的自我。

“电影一直是一面奇妙的镜子 ，让全世界的人们能够在其中看到自己
，能够学会更深刻地理解自己 。希望电影人继续带着热情和决心去创作电影，让这面镜子继续映照人类 ，帮助人类认识自我、不断进步。 ”

未来想拍什么样的电影？托纳多雷不急
。就像他当年写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剧本，经历了11年的时间
，才开始动笔。等一个童年的疑问，等一串观众的笑声 ，等那些藏在光影里的记忆
，慢慢长成一个故事 。

这样的故事，永远有人愿意等待
。